“互聯網+”與中國經濟的未來形態

　　「內容提要」 “互聯網+”將通過結構優化、業態優化和市場優化，向產業服務化方向調整，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互聯網+”可以引領制造業轉型升級，“中國制造2025”是“互聯網+制造”的重要基礎，制造業服務化是“互聯網+制造”的重要方向；“互聯網+服務”將支撐服務業以激活增值服務；“互聯網+農業”將充分釋放服務化潛力，以服務化帶動產業化，以產業化促進服務化，實現融合發展，將農業現代化提升到新水平。

　　 「關鍵詞」互聯網+/產業服務化/制造業服務化/融合發展/結構調整　　 互聯網與各行各業的融合，早在多年前，就以信息化應用、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制造業服務化等形式在孕育發展。今天，“互聯網+”理念的提出，進一步將以互聯網為載體的融合發展上升到占據新興業態競爭高地，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優化的新高度。借“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東風，在一產、二產和三產中全面推進“互聯網+”，對中國經濟轉型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互聯網+”將極大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互聯網+”將從經濟結構優化、業態結構優化、市場結構優化三個方面，產生結構轉型的效應。

　　 “互聯網+”將依靠創新驅動，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向產業服務化方向調整。如果說，“ICT革命是一個服務業的故事”，那么，“互聯網+”是一個服務化的故事。服務化不光涉及服務業，而且涉及農業、制造業，是一產、二產和三產共同的升級過程。服務化代表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的優化，其方向是要使經濟從同質化、低附加值、產業鏈低端的非優化結構，轉向提高質量，追求高附加值，進入產業價值鏈高端，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優化的結構。

　　 中國政府此時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客觀上將推動互聯網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整合，變革生產方式，引領產業轉型升級。互聯網在這里不光意味著技術，而且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新業態是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外在表現形態）。產業化與服務化最直觀的區別在于，產業化是大規模生產，長于降價競爭，進入低端結構，提高GDP速度；服務化是差異化生產，長于提價競爭，進入高端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互聯網+”傳統融合行業，實際是產業化與服務化相互滲透融合過程，要在保持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增長質量。從產業化向服務化轉變，就是從傳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中國將充分發揮網絡空間對我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智能化提升作用，利用移動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打造網絡服務平臺，加快實現向智能化、服務化方向的轉型升級，實現各行各業的普遍增值。在這里，我們看到，智能化、服務化并不僅僅是“互聯網+制造”（如工業4。0）的方向，也是“互聯網+服務”、“互聯網+農業”的方向，是整個經濟轉型的方向。這不意味著我們又提出了新的轉型目標，而是同此前目標一脈相承。例如，科技含量高，環境污染少，這是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轉型目標，它可以概括在智能化之下。經濟效益好，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也可以概括在服務化之下。因為服務化就是指通過差差化實現高附加值，差差化只能靠發揮人力資源實現。這可以解釋近年來為何中國GDP增速下降，但就業率不降反升，這主要是服務業、服務化發展的結果。

　　 “互聯網+”的過程還是創新驅動轉型的過程。“互聯網+”與創新驅動的交集在市場導向，市場在服務化中，通過差差化需求，自然而然地產生對創新的需求。創新就是差差化的供給。沒有服務化顯示需求目標，創新就會陷入盲目。以往政府導向的創新，往往與應用、需求脫節，主要就是因為沒有與服務化結合，片面強調產業化，造成供給導向而非需求導向。互聯網產業從出生起，就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由市場獲得創新的原動力。“互聯網+”將進一步發揮互聯網產業所長，將需求導向的創新驅動，注入所結合的各行各業。一方面在技術創新上學習美國所長，補上自己所短；另一方面在市場創新上發揮中國所長，以補美國所短（美國互聯網企業在中國市場百分之百輸給中國商業模式）。在“互聯網+”中以市場創新為主、技術研發為輔，解決結構優化中的高附加值問題。事實上，如果在“互聯網+”各行各業中，真能把互聯網業專克美國“師傅”的本事學到手，中國對美國的超車就自然實現了。

　　 “互聯網+”將占據新業態競爭高地，使互聯網發展空間拓展到中國各行各業，催生多樣化增值應用。新業態將突出增值服務，從舊業態中長出增值服務這一價值增長點。以增值的業態化，保證高附加值的穩定來源。這不同于研發創新的思路，是市場創新的思路。

　　 新業態將突出平臺作用，重點發展平臺（支撐服務業），形成“重服務（支撐服務）—輕服務（增值服務）”相結合的新型業態。

　　 支撐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B2B服務業屬于生產性服務業，但不等于全是平臺支撐的服務業。中國互聯網相對歐洲等國的突出優勢在于有一大批世界級的互聯網平臺企業，通過分享平臺資源，為增值服務（APP服務）創造了輕資產運作的條件。

　　 新業態將突出新技術經濟范式的作用。在利用互聯網方面，要從單純利用互聯網技術，深化為接受互聯網技術經濟范式。

　　 首先在與移動互聯網結合中，不光要得到移動技術，更主要是接受精準營銷，例如C2B，以及WEB應用（去中心應用）這些移動模式；其次，各行各業在與云計算結合時，重要的是吸收云服務、商業云、分享型經濟這些新模式；第三，各行各業與大數據結合中，比數據分析更關鍵的是從技術上的多樣性，悟出商務上的范圍經濟（多樣性經濟），實現模式創新。

　　 新業態將突出數據業務。“互聯網+”最終使各行各業實現數據業務的主營化。推動各行各業第二信息部門從成本中心轉變為利潤中心。例如，電信業早期以語音業務為主營業務，但最終被數據業務“越頂傳球”（OTT），實現超越。未來各行各業的增值業務都將成為數據業，形成對傳統主營業務的沖擊，加快產業創新。

　　 “互聯網+”將發揮網絡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主導作用，推動市場向精準化轉變。“互聯網+”將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更上一層樓，一旦發揮網絡超過市場之處，即一對一、精準配置資源的優勢，“互聯網+”將顯示出超級資源配置效力。

　　 與市場機制一樣，網絡扁平化地配置資源，在這點上有別于政府機制，又有別于市場機制。其次，市場機制主要以定量的價格為手段配置資源；但網絡機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為手段（包括語言、非結構化數據）配置資源，可以直接精準配置價格所無法配置的資源（如品質、體驗），形成情境定價。

　　 “互聯網+”將給市場競爭帶來新的特點。首先，“互聯網+”更適合差差化競爭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競爭（Contestable）狀態，而非同質化的完全競爭狀態，表現為平臺類似“自然壟斷”，而應用（APP）完全競爭的新壟斷競爭結構；其次，“互聯網+”擅長提高的是效能（相對于差異化的效率，即低成本個性化），而不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質化），表現為效率與多樣性并重；第三，“互聯網+”長于提高勞動者的多樣性產出（如創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不僅僅是“勞動生產率”，表現為不僅直接創造更多就業，而且可能提供創造性勞動的工作機會（如創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實現公平（例如蘋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無需轉移支付，直接實現公平）。

　　 最根本的“互聯網+”，是“互聯網+”市場。“互聯網+”發展起來之后，人們在說“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將補上一句，“發揮網絡在配置資源中的主導性作用”。無疑，互聯網將加快有效能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這由信息化的驅動作用決定。

　　 “互聯網+”將引領制造業轉型升級 “互聯網+制造”，是“互聯網+”行動計劃首先要加以推動的領域。“中國制造2025”是“互聯網+制造”的重要基礎，制造業服務化是“互聯網+制造”的重要方向。

　　 “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工業互聯網代表了下一步制造業與互聯網結合的世界性趨勢。其中，“中國制造2025”對于推動中國制造由大變強，使中國制造包含更多中國創造元素，促進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具有重要意義。互聯網將幫助中國推進智能制造，提高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帶動高附加值的新業態的發育，提升制造業層次和核心競爭力。

　　 把中國正在推進的“互聯網+制造”，當作工業4。0或工業互聯網是不準確的。德國和美國提出工業4。0或工業互聯網，除了順應發展潮流和普遍規律外，還有與中國競爭的意思。中國可以借鑒其中的普遍規律，但如果照搬德、美針對中國的揚長避短之策，勢必造成中國的揚短避長。所以中國必須獨立思考，在遵循“互聯網+制造”共同規律的同時，揚長避短，才能尋機超車。

　　 烏爾里希?森德勒在《工業4。0》一書中認為，工業4。0實質是為了“控制工業的復雜性”。他指出，“近幾十年里，技術開發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產品乃至系統無限增加的復雜性”，“產品的開發和制造所必需的程序的復雜性也在不斷增加。傳統的方法、手段和結構不足以穩定地控制這種復雜性”。例如，德國工業界認為：“如何解決多樣性價值和復雜性成本之間的矛盾，已成為當今汽車制造商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森德勒認為，“復雜的、智能的、網絡化的技術體系強迫人們找到新的商業模式”。而對策則是：“把現在的手持設備操作的簡單性盡可能多地轉移到工業開發和生產的過程及產品上去。這通常被稱為簡單的復雜（Simplexity）”。這是理解工業4。0、工業互聯網和“制造業2025”的關鍵。“互聯網+制造”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多樣性價值和復雜性成本這對“收益—成本”矛盾。相形之下，智能化、服務化已經具體了，只是上述邏輯的派生。智能化是指從技術角度（人與自然關系角度）提高多樣性價值和降低復雜性的成本，服務化是指從商業角度（人與人關系角度）提高多樣性價值和降低復雜性的成本。

　　 中、德、美“互聯網+制造”的不同在于：德國的優勢在制造業的中間環節，美國的優勢在技術創新，中國的優勢在市場創新。德國工業4。0針對中國的一面在于，他們認識到，德國工業正是由于存在以嵌入式軟件技術形式固化的復雜性中間增值環節，才沒像美國制造業那樣被中國掏空。因此他們加強以軟件固化多樣性價值這一增值點，進一步改進方向是引入移動智能的化簡、降低成本，實現Simplexity，防止被中國人追上。美國搞工業互聯網，與德國相反，是在總結與中國競爭教訓，也認為不能把制造業搞得太簡單同質化，要發揮技術創新這一相對中國的比較優勢，占據制造業的上游，利用自動化制造“新硬件”。“工業互聯網”立論不像工業4。0那么穩，弱點在它與就業脫節，招致更強調就業的“新工業革命”（創客）理論與之競爭，二者真正的共識在強調技術創新上。中國的“互聯網+制造”，一方面要補自己的短板，這就是通過“制造業2025”，強調智能化——分別加強工業技術和信息技術，并強調相互融合，分別去追德國、美國所長；另一方面還要發揮自己的所長，這就是背靠巨大市場的比較優勢，在市場創新上尋求超越德、美，獲得“互聯網+制造”的主動權。

　　中國的“互聯網+制造”要加強服務化環節的創新驅動，尋求彎道超車。中國通過互聯網+行動計劃來加大力度，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從表面上看，這說的是技術；但仔細閱讀政府工作報告，它說的實際是新業態。因為是在新業態這一節下談“互聯網+”，而不是在技術的那一節下談。發展新業態屬于市場創新，它要由技術與商業兩方面配合來實現。技術與商業結合得好，中國就會發揮出相對德國、美國的優勢。

　　 前面已經分析過什么是一般新業態，現在重點來剖析制造業新業態。現代制造業是在一、二、三產普遍從產業化向服務化轉變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制造業業態的所謂“現代”，首先要由這一特定的現代化內涵來決定，而不光只是技術升級。第一，“互聯網+制造”形成的新業態，應是指制造業服務化這個方向的新業態。其目的是從結構優化上解決高附加值的穩定來源問題，中、德、美的不同僅在于相對于最優制造結構的相對位置不同，但共同趨向于新業態競爭高地這一點是相同的。要解決的都是提高多樣性價值和降低復雜性成本這一主要矛盾。智能化和服務化，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二，中國“互聯網+制造”需加強對制造應用的支撐服務。制造業服務化可以有不同發展形式，需根據國情確定。德國由于弱在互聯網支撐服務（SAP過去只是支撐工業3。0時代的IT業務服務），因此把增值點定位在制造內部，將網絡引入制造內部，因此特別強調軟件的中心作用。中國同德國比，強在互聯網支撐服務，但以往主要不是支撐生產性服務，而是支撐消費性服務，應該把互聯網支撐服務，先“+”進制造業體系，在生產性服務業中發展出像阿里巴巴那樣的世界級平臺。中美在爭奪“互聯網+制造”領域的生產性支撐服務平臺上難分勝負。美國對新硬件創新的技術支撐服務強，而中國對制造應用的支撐服務強。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制造應用選擇由自己的服務平臺來支撐是再自然不過的。從這個角度看，價值網絡的作用和定位對中國來說就重要起來。中國需要跨越從產業鏈整合、價值鏈整合到價值網絡整合的三級跳，挑戰與希望都非常大。第三，“互聯網+制造”的高附加值將來自多樣性制造應用。制造產品向個性化的制造應用服務轉變。在“端應用”（APP）上，依托價值網絡生態，實行輕資產運作，是提高多樣性價值和降低復雜性成本的必然選擇。

　　 中國發展“互聯網+制造”，離不開技術創新，要以企業為主體逐漸加大研發投入，有效推動互聯網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的結合，并將先進的技術模式轉化為先進的服務模式（如將云計算轉化為云服務），使創新驅動中技術創新與市場創新兩個輪子都很好地轉動起來。

　　 “互聯網+制造”既不是軟化，也不是硬化，未來發展趨勢是“軟硬兼施”。通過信息物理系統（CPS），實現信息的軟與物理的硬之間的融合。中國的制造業，要從做大，做強，向做優的方向發展。從長遠看，不光要看到2025年能不能把錢賺到，還要看是否能發揮出中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通過新業態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產業發展。

　　 “互聯網+服務”將強化現代支撐服務業以激活增值服務 以互聯網思路發展服務業，一方面要重點發展支撐服務業，為支撐服務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在支撐服務業基礎上，刺激多樣性的發展，發育高附加值的增值業態。

　　 作為現代服務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和先導部隊，互聯網的服務業的升級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服務業升級的一個風向標。互聯網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其中以平臺化、生態化為特色的電子商務支撐服務業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深刻改變了流通業的面貌，改變了中小企業發展的商業環境。“互聯網+”將把這一成功復制到流通業之外的所有服務業中。

　　 互聯網服務業態上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基礎平臺與增值應用的分離。“互聯網+服務”在所到之處，勢必將這種業態帶入服務業中的各個子行業，包括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等等，在現有的傳統服務業基礎業務業態上，長于基于數據業務的增值業務業態來。

　　 基礎平臺與增值應用的分離，相當于重工業與輕工業的分離，是服務業內部支撐服務業（“重”服務業）與應用服務業（“輕”服務業）的業態分離。這種分離對業態的創新在于：第一，實現重資本與輕資產的分離，為多樣性增值創造輕資產運作的條件，有效降低創造多樣性價值的復雜性成本。“互聯網+”帶來的一個重大改變是通過提高知識形態的虛擬資產在資本中的比重，將服務業固定成本的構成，從現有由物質投入（如大商場的土木工程）為主，轉向無形投入（如軟件、虛擬商鋪）為主。由于這些無形資產可以零成本復制（例如電子商務的虛擬柜臺可以零成本無窮復制），使得增值應用（APP）的提供者不必重復構建固定成本，而在“以租代買”的商業模式（即分享型經濟模式或稱云服務模式）下，只需要自身的邊際投入（如創造性勞動），就可用輕資產運作方式創造多樣性價值，從而有效降低了多樣性價值的復雜性成本。這與工業4。0的原理差曲同工。第二，促進了服務業“大”生產與“小”生產的有效社會分工。基礎平臺相當于大規模制造的“大”生產，增值應用是個性化定制的“小”生產。在“大”生產方面，支撐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支撐服務業肯定都是生產性服務業，但生產性服務業不一定是支撐服務業。因為支撐服務業必須是以平臺形式（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提供生產性服務，而不靠平臺的倍增放大作用直接提供人工形式（小生產方式）服務的只能算生產性服務中的簡單再生產。中國與歐洲發展電子商務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歐洲各方面條件都比中國好，但電子商務發展不如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有阿里巴巴等一批上市平臺，相當于服務業中的“重工業”；而歐洲只有應用，沒有大平臺，就好比搞工業但只有輕工業沒有重工業，因此搞成了服務的簡單再生產，沒有起到對APP多樣性價值的倍增放大作用。“互聯網+服務”，最核心的就是要解決在世界級平臺的支撐下發展服務的問題，把中國的服務業，從整體的小生產狀態，提升到世界級水平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水平之上。在“小”生產方面，思路應是在大生產的水平上，倒過來發展“小”生產——即個性化的、定制的多樣性增值服務。傳統服務業的問題在于，人工服務雖然增值性強但成本過高（即鮑莫爾說的服務業“成本病”），其實質是多樣性價值與復雜性成本相互沖突。“互聯網+”利用平臺化解了復雜性成本，通過分離固定成本與邊際成本，復制前者，分享給后者，從而戰略性地解決服務業的高附加值如何以利潤高于成本的方式穩定下來的問題。

　　 “互聯網+”帶來的新業態，實質要求在信息生產力基礎上轉變產業發展方式。過去提轉變發展方式、增長方式，都不提新生產力，只在生產關系中空轉，極易落空。“互聯網+”的新業態，則把生產力引入生產方式的轉變中，為發展方式、增長方式轉變提供口號之外的實實在在的基礎。從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關系看，舊業態是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面向的是做大，新業態是范圍報酬遞增驅動的，面向的是做優。由此推論，“互聯網+”要產生實效，需要通過創新，降低多樣性成本以支持提價競爭，從而實現高附加值的業態轉變，在此基礎上實現產業升級。

　　 “互聯網+農業”將充分釋放服務化潛力，將農業現代化提升到新水平 中國工業化目標還有五年即將基本完成，在即將進入的信息經濟時代，以服務化驅動產業化，是與信息化驅動工業化相一致的新的路徑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服務化代表著農業現代化的新方向，應成為“互聯網+農業”的中心議題。

　　 農業服務化要解決的問題。從生產方式來看，農業家庭經營是按一產的生產方式搞農業，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按二產的生產方式搞農業，農業服務化經營則是按三產的生產方式搞農業。

　　 如果說農業產業化主要解決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規模經濟）問題，“互聯網+農業”則更多是在農村產業化基礎上，進一步解決農村家庭經營的多樣性價值與精準對接市場的復雜性要求之間的矛盾。例如，農業名特優新產業具有較高的附加值，互聯網可以有效降低訂單農業的復雜性成本（傳統訂單農業可以處理簡單情況，難以應對復雜情況），在農業領域解決多樣性價值與復雜性成本的矛盾。

　　 從更廣的背景看，在通過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需要信息化提供新動力，依托互聯網平臺開辟更加適合農民增收的增值渠道。推動公司+農戶，向網絡+農戶轉變，有效化解產業化條件下形成中間層層得利的公司與農戶的利益矛盾，讓農民與增值業態直接結合。“互聯網+農業”的特色在于通過平臺服務與增值服務互補的服務化新業態，系統開辟農民增收的新方向。家庭經營與互聯網在個性化定制上具有螺旋式上升的關系，小生產的個性化定制增值性好，但成本性弱；“互聯網+”能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家庭經營的個性化特點從弱勢變為優勢。

　　 農業服務化的實踐基礎是信息化、電子商務助力和引領的“新三農”轉型。遂昌模式開啟了服務驅動型縣域電子商務發展模式；浙江省的“電商換市”已成為全國首創的省級電商興農村、行業電商化的戰略部署。從農業電子商務的微觀實踐看，互聯網在幫助農民與市民對接特色商品（如一村一品）上具有特別的優勢，不同于產業化的大宗商品交易。有利于推動農業從同質化的產業化，向差差化的服務化方向轉型升級，形成中國特色的家庭個性化定制自主經營與產業化大生產對接之路。

　　 以服務化帶動產業化，以產業化促進服務化，實現融合發展。農業產業化的本質是“工業化+農業”，“互聯網+農業”的本質是“信息化+農業”。基于信息化驅動農業現代化這一定位，結合農業產業化，中國“互聯網+農業”之路，應是工業化與信息化兩次現代化的統一。相對于農業產業化，這意味著現代化的提速，要把發動機馬力提高到“工業化還有五年就要基本完成”之后新動力系統上來，否則全局都按信息化的馬力帶動，但農業還按工業化的馬力帶動，農業就會拖全局的后腿。信息化驅動，就是指要加上一匹馬力更強的發動機，讓信息化與工業化兩臺發動機一起拉動農業。

　　 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率，服務化要比產業化效率更高，比產業化馬力更強。服務化不完全等于電子商務化，但它首先是電子商務化。電子商務不光是做小買賣，而是要解決新的商業基礎設施問題。具體說，要把農業從依靠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第一代思路，“要想富先修路”的第二代思路，轉向電子商務平臺等服務基礎設施的第三代思路。

　　 新商業基礎設施在農業中的普及與應用，使得信息逐漸成為與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核心生產要素，形成分布式協同特征的信息生產力，優化重構傳統的農業生產與流通關系。信息生產力融入現代農業技術并進行集成化組裝，進而釋放出信息經濟下農業升級的巨大能量。

　　 以市場機制的農業服務業的發展進一步提升農業位勢，以機制保障農民增收。產業化是中國制造時代的農業發展思路，以一產的二產化來推進現代化無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的。但在中國經濟急劇向服務化升級的新形勢下，需要以農業服務化的發展以及一產的三產化，進一步提升農業在整體經濟中的位勢，推進現代農業發展。

　　 正如梁春曉所言：“如果我們沒有足夠強大的服務業，我們就不可能有更好更優的增長方式，我們也就無從談什么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之間必須經歷一個中國服務，因為服務是專業化分工的結果，所有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化都離不開專業服務。”

　　 在產業化機制下，我國農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服務體系。從這種服務體系建設向服務業發展，是向市場經濟的驚險一躍。服務化不同于服務體系之處，首先在于它是完全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發育形成的，有助于與政府主導的服務體系形成互補，共同發揮社會服務作用；其次，網絡本身配置資源的作用不亞于實體市場，它可以比實體市場更精準地、一對一地在分散的農村空間配置資源，這是農業向信息經濟的偉大一躍。信息經濟全面發展，不可能單把農業落在后面，離開“互聯網+農業”，信息經濟無法全面發展。

　　 由電子商務帶動或驅動下的農業服務業的發展，將形成三類服務業態，一是農業電子商務服務交易服務；二是農業電子商務支撐服務，“指的是幾乎所有電子商務交易都會用到的基礎的電子商務服務，像物流快遞、網上支付、云計算等公共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支撐服務或平臺服務，是中國相對于世界各國的競爭優勢所在，中國農業一旦與世界級的商務引擎結合，將產生巨大能量。這一能量不亞于整個農業產業化的能量。三是農業電子商務衍生服務，特指基于平臺上的應用（APP）服務，包括交易之外的其他產業鏈、價值鏈上的增值服務。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商務衍生服務是農民成為增收主體的關鍵。通過免費的支撐平臺，服務于以農民為增收主體的衍生服務，這是克服產業化中公司與農戶利益矛盾的根本解決之道。在農業之外，“互聯網+”還可以為農民從事二產、三產提供有力的服務保障，促進農村城鎮化與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通過服務化實現農業轉型、效能提升和質量提高。服務化不同于服務業，是指以服務業的生產方式搞農業，以信息化的方式搞農業。是家庭經營與產業化矛盾在更高層次上的揚棄。服務業或信息化的生產方式，在于將定制（家庭經營方式）與大規模（產業化經營方式）有機結合為一體（大規模定制）。

　　 農業服務化也不限于農業服務業，可以將三產的經營方式引入到一產之中。比較農業、工業和電子商務的效率可以了解其中機理。一產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小生產，二產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大生產，三產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小生產（定制）與大生產（大規模）的結合。服務化中的平臺經營主要提高大規模生產和社會化服務的成本領先競爭優勢，服務化中以農民為主體的衍生服務主要提高定制生產（如訂單農業）和增值性服務的差差化競爭優勢。

　　 在產業化中，以科層化的企業方式（集中迂回方式）降低交易費用；而在服務化中，以扁平化的網絡方式（分布式網絡協作方式）降低交易費用。產業化的優點在效率，服務化在吸收產業化優點的同時，加入多樣性經濟的優點并形成效能（效率+多樣性）上的新優勢，從而在經濟基本面上解決增產（成本領先）與增收（差異化）的矛盾。

　　 “互聯網+”，本質上體現的是信息化驅動。中國工業化目標還有五年將基本完成，最根本的經濟轉型，是從工業化經濟向信息化經濟的轉型，這是經濟現代化水平的質的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是信息化主導機制落地的具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