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在中國稅制史上獨具要義

　在高層趨于樂觀判斷中國經濟走向的同時，稅制改革進程明顯加快，全面擴大營改增試點首當其沖，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將擴大到房地產業、建筑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進入深水區的稅改，涉及多方面利益，有人甚至認為稅改難，難于上青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已多次明確表示，這項稅改今年要完成，而且是個硬任務。按照計劃，營改增將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但卻并不意味著所有企業都可以減稅。業界因此出現多種猜測和爭議，比如，改革后會否有企業稅負反而增加？政策會向哪些行業傾斜？有些行業營改增會否延期？此外，關于消費稅，今年會否繼續調整，如何調整？資源稅的改革將如何進行？個稅調整會有多大進展？房產稅、環境保護稅何時進入立法程序？——2016年的稅改究竟會如何向前？

　　減稅效果超過一萬億

　　《華夏時報》：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從5月1日起，將營改增試點擴大到房地產業、建筑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這項稅改因此引起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熱情。您怎么看？這項改革會給市場帶來怎樣的變化？究竟能減輕多少稅負？

　　馮俏彬：由于操作上有相當大難度，涉及面比較廣，情況比較復雜，營改增試點擴大比預定時間推遲了五個月。更由于涉及到與民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房地產業、建筑業，也由于涉及到業務量龐大而復雜的金融業、涉及千變萬化的生活服務業，所以營改增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在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和個人都對于減稅有著較強烈期待，營改增恰是在正確的時間回應了社會相關需求。

　　此外，由于非常擔心財政收入受到影響，營改增也引起了各地政府部門高度關注。

　　這項改革帶給社會最直接的好處首先是減稅。根據現有數據，2015年之前，在營改增試點尚未全面推開之際，其減稅效果為6000億元。當營改增全面推開之后，其減稅效果將達到5000億元左右。二者相加則全社會因營改增而達到的減稅效果將超過一萬億元。

　　營改增也將理順稅制，這將使得對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及其商業模式的扭曲最小，企業在新的增值稅的約束條件下，可以比以往有更大的經營自由度，其經營模式因此將會發生一些變化。

　　新舊稅制需要平穩順利轉換。在這個過程中不增加稅負，這是社會的共同期待，但有關部門也需要控制稅制轉換中的風險。

　　《華夏時報》：這項改革能平穩化解房地產庫存嗎？

　　馮俏彬：當前社會最關心二手房交易過程中會否因營改增而增加稅負。我們經過研究分析得出結論：二手房交易不會因營改增而增加稅負，其中稅負基本只是發生平移。

　　從化解房地產庫存角度看，營改增雖然客觀上有減稅效果，但其減稅效果具有普適性，普適于所有生產經營主體，對于化解房地產庫存并無太直接作用。

　　《華夏時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多次明確表示“營改增”稅制改革今年要完成，而且是個硬任務。這項硬任務究竟有多硬？

　　馮俏彬：所謂硬任務就是必須要完成的任務。這可做三方面理解。其一，政府總理已向全社會做了承諾；其二，營改增本應在2015年完成，現在卻有所延遲，2016年5月1日是個期限；其三，營改增過程中會遇到無數具體而繁雜的難題，最繁雜難題就是地稅要向國稅移交大量企業數據、納稅人資料，也涉及大量繁雜的業務接續關系等。

　　稅改史上具重要意義

　　《華夏時報》：按照計劃，營改增將確保所有行業整體減負，卻并不意味著所有企業都可以減稅。對此如何理解？

　　馮俏彬：李克強總理、樓繼偉部長、王軍局長等都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到，營改增能做到讓所有行業的稅負只減不增。這個大原則符合營改增的設計思路，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中唯一被賦予如此重任的稅種。但營改增卻不能保證所有企業都可以減稅，原因其實很簡單，增值稅要有進項抵扣，而抵扣項要有票據，即這類企業比如生活服務類企業如果某些服務項目不能提供銷售發票作為進項抵扣依據，則其在短期內有可能稅負要增加。營改增自2012年試點之后，交通行業、廣告業、電信業等，即出現某些企業因拿不出抵扣憑證導致稅負反而增加的情況。

　　這表明對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規范的票據鏈管理還不完全，但稅務部門對此態度良好，已申明將出臺過渡性措施，以盡可能保證相關企業不增加稅負。

　　《華夏時報》：從金融業角度看，由于普遍采用重人力、輕資產的模式，該行業將如何確定銀行、保險的進項抵扣會否是關鍵？

　　馮俏彬：金融業多為輕資產，但本次營改增將金融業價值較高的不動產納入抵扣范圍，這是金融業的一大利好。金融業的進項抵扣大部分是人力成本，這一點應會被考慮進稅制設計中。由于金融類業務十分復雜，稅務部門必然會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具體操作方案。

　　《華夏時報》：營改增只是增值稅改革的中的一部分，下一步增值稅怎么改？是兼并稅率，完善立法？如何推動增值稅立法以促進稅負公平，稅制完善？

　　馮俏彬：總體看，營改增的下一步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調整中央與地方的分享比例。以前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是75%：25%，營改增之后，地方的分享比例將有所提高，但具體提高多少需要經過測算。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增值稅的復雜稅率檔次將如何調整，未來幾年估計將會在兼并稅率上有所作為，但短期內這項工作難以完成，因此多稅率并存的局面還會長期存在。

　　第三步，在完善立法上，按照稅改日程，2020年之前，將完善增值稅立法，但社會各方對此有些疑慮。如果通過本次稅改，將一些問題討論清楚，一些做法運行一段時間后平衡了各方利益從而得以固化，則立法問題即可提上議事日程。

　　總體上，營改增就是這三步要走的路徑。

　　營改增是多年來中國稅制改革中最大的一個動作，因為順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順應了當前企業主體多元化和企業經營業務多元化趨勢，順應了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需求，從而得以在短短一兩年之內迅速推廣到全國，這在中國稅制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個稅改革是今年稅改第二重點 

　　《華夏時報》：除了營改增，社會現在也很關心個稅改革。個稅調整會有多大進展？所涉及的個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系統的建立會不會比房屋登記系統的建立更難？

　　馮俏彬：個稅改革是今年稅改的第二個重點。我們可以看到，這項稅制改革的方向一直都很清楚，即由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發展。財政部從去年開始將個稅改革列為重點，今年有關各方對于這項改革具體該怎么改，認識也更加清楚。最近央行金融研究所姚余棟所長提出個稅稅率要下降，并將稅基擴大。我同意他提出的這個的觀點。目前個稅稅率工資部分的邊際稅率為45%，而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這給了企業主以巨大的避稅動機，即將其所有支出都算作企業支出而非個人支出，這樣就可獲得至少25%的避稅空間。

　　個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系統作為個稅征收的基礎條件，它的建立目前的確是個難題，也是個漸進過程，財務部門暫時只能通過所謂“小綜合”掌握個人收入支出情況。今年的《稅收征管法征求意見稿》中提出，今后將建立個人稅號，以規范個人收入和支出信息。在個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的搜集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具體的和復雜的情況。比如社會最關心的房貸利息能否進入個稅抵扣項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對待？我贊成其進入個稅抵扣，因為房貸利息也是很多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贍養老人的支出等，都應進入個稅抵扣項。這些都對個人收入和支出信息的搜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稅改平衡各方利益難度加大 

　　《華夏時報》：消費稅今年會否繼續調整，如何調整，資源稅、環保稅改革將如何進行，房產稅今年會取得怎樣的進展，對這些問題，你怎么看？

　　馮俏彬：目前對這幾個稅種的改革，理論認識已很清楚，核心問題在于選擇何種時機、以何種方式推進改革。

　　營改增之后，消費稅作為地方上的主體稅種，即將進入議事日程。當前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已不能再完全指望中央政府撥款，因為其中的滲漏導致交易成本太高。地方政府的財源，根據新設計的稅制，今后將集中于房產稅、消費稅、資源稅、環保稅等稅種，但這些稅種的進展情況目前看都不容樂觀。這是營改增之后亟需解決的問題。以消費稅為例，這項改革目前還停留在既有思路，即只是把一些高消費、高污染、高能耗納入征收范圍，這種推進節奏就顯得比較緩慢。很多地方政府也尚未考慮到將消費稅作為未來的一個新稅種。

　　消費稅要作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其前提條件是對消費普遍征稅。

　　關于房產稅，改革方向已很清楚，但目前由于種種因素而無法落實。

　　《華夏時報》：客觀來看，今年的稅改最終究竟會取得一種怎樣的局面？

　　馮俏彬：應該不太樂觀。營改增是其中最大動作，之后其他稅種改革要取得大進展或比較困難。

　　其要因在于改革太復雜，牽扯利益訴求太多，而整合機制又相當缺乏。人們都希望能從減稅中獲益，而稅收卻是一種必要的惡。只要有政府存在，就一定要有稅收，稅收是政府運行的成本。應當注意到，除了營改增，其他稅種改革都具有加稅效果。但在依法治國的現實要求下，對過去許多稅種的調整都要經過法律途徑，政府推進稅改平衡各方利益的難度加大，改革的時機和方式的選擇是一種智慧。此外，還亟需建立對于利益訴求的公開辯論、討論和整合的機制。由此可見，稅收作為一項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其改革難度必然很大。

　　怎樣才算好稅制？

　　《華夏時報》：為何社會整體感覺征稅太多，而減稅卻很難？

　　馮俏彬：減稅很難，加稅更難。例如房產稅，討論了多年，本應當房價高漲之時出臺卻未出臺，房價低迷之時出臺窗口消失。現在來看，稅改之路如果只能緩慢前行，則風險將會逐漸累積。

　　好的稅制，是對生產經營環節或創造財富的過程打擾最少；而當財富創造出來產生收入和進行消費之時，在這個交易過程中，稅收才進入。這就是通常所說“稅收向后走”。當前稅制改革正朝著這個方向，但問題在于稅改各動作之間缺乏協同性，從而受到無數力量牽扯。

　　因此，還須借鑒1994年稅改的那種整體設計。如果各項稅改相互脫節的情形不斷出現，將直接影響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調整。

　　以小口徑宏觀稅負而言，中國的稅負在世界各國中屬于偏低，大約不到20%，這有數據可以說明。而國際一般正常稅負標準在30%左右。美英德法日等國稅負在50%左右。

　　《華夏時報》：財政部近日明確政府非稅收入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對此應怎么看？它會帶來什么變化？

　　馮俏彬：我曾多次寫文章強調，當前經濟下行背景正是規范政府收入難得的時間窗口。現在看，這一建言被有關部門采納。樓繼偉部長在今年兩會所作財政預算報告中，明確指出，一些過時的政府性基金要取消，一些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也必須要取消，有些政府性基金要納入一般公共預算管理。此外，以前一些收費的收入也被財政部門納入財政預算管理。這些收費收入過去多少帶有部門特征，基本屬于自收自支。現在，非稅收入與部門之間的關聯將被切斷。

　　這項舉措將增加財政部門可調劑資金的總量，也可從總體上控制社會負擔，今后整個政府體系中伸手向社會收錢的將只有一個口，那就是稅務部門。但問題是，收支兩條線如何真正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