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管理研究現狀

　在管理學的幾個主要分支中，戰略管理學（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一般認為�熤挥性谶M入八十年代以后，戰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論體系。在商學院里，戰略管理學在此以前的半個多世紀里一直依賴案例作為研究和教學的手段。今天，戰略管理學與管理學的其他領域一樣，被視為廣義的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上，戰略管理學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通過在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做出的。
我們試圖通過對國內管理學刊物上發表的戰略管理論文進行檢閱，試圖對中國戰略管理學研究現狀進行評估。在進行調研與分析之后，我們選取國內兩份典型性管理學刊物《管理世界》和《南開管理評論》，對它們2003年全年中發表的論文進行了研究。
戰略管理學的主要課題包括：戰略制訂與實施、戰略規劃與決策過程、戰略控制與報酬制度、資源配置、多元化與組合戰略、競爭戰略、合作戰略、總經理的選擇及其行為、以及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與機制。按照這些標準，我們分別從兩本刊物的論文中確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開管理評論》）戰略管理論文。
我們發現，第一，國內戰略管理學研究從內容上講尚停留在學科“邊緣”。
出現頻率最高的題目屬于“公司治理／股權結構／董事會”這一類，共有約11篇論文；其次為“競爭力／競爭優勢”類與“跨國公司／國際戰略”類，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還有“創新”類和“企業家／職業經理人”類。
如果把這一結果與前述的戰略管理學的“領域陳述”相對照，可以看到本領域內一些最基本的課題，例如屬于戰略內容的行業分析、戰略組別、商務層戰略、橫向多元化與縱向一體化、合并與兼并等，以及屬于戰略過程的決策機制、結構選擇等，均未得到應有的位置。
在出現的課題中，除了“競爭力／競爭優勢”一類外，其他幾類均屬跨領域的課題，而不被視為戰略管理的“核心”內容。比如，“公司治理／股權結構／董事會”也是經濟學、金融學、和會計學的課題；“跨國公司／國際戰略”是國際管理與戰略管理的交叉領域；“創新”在管理學中自成一系；而“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則可視為戰略管理學的一個半獨立的分支。
第二，規范型論文偏多，實證型不足。我們把管理研究論文分為規范型、描述型、文獻型、概念型、實證型、定性經驗型以及以演繹數學模型為主的類型。我們的研究發現，規范型占17％，實證型占24％，描述型占38％等等（一篇論文可同屬于幾種類型）。
所謂規范型指的是表明立場或是政策性的文章，規范型論文在國外學術界并不被視為嚴格的學術性論文，而是經常出現于面向企業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的刊物，如著名的《哈佛商業評論》。
規范型論文，特別是明顯帶有政策建議目的的文章存在于本應以理論研究為宗旨的學術刊物中，一向被海外學術界視為國內管理學研究水平低下的一個標志。當然，在主流刊物上發表的典型的戰略管理學論文也經常談及理論的實踐意義，但是這往往是指對于企業的“管理意義”，而非對于政府的政策含義。畢竟管理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服務，而非作為政府管制的依據。
雖然我們從論文整體上考慮只劃分了7篇規范型論文，但我們還是在其他許多論文中看見了“規范性”或“政策性”的傾向，即研究者在針對企業對象做出了研究和分析之后，卻自然而然地試圖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政策建議。
實證型則是以定量分析驗證理論性假設，它是推動當代管理學理論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方式。實證型論文——只占了總數的四分之一不到。這是直接反映出國內管理學研究水平落后的標桿性指數。
描述型論文以案例或數據描述現象，而不涉及實證分析。占最大比例的描述型論文雖然學術貢獻有限，但畢竟也是一種貢獻，因為數據與現狀的描述是進一步分析工作的必要步驟，也是與我國管理學研究工作的現狀相匹配的。
但我們對中國管理研究的發展前景卻有理由表示審慎的樂觀。最大的可能之一是在中國背景下創建出新的理論。例子之一是Ｂｏｉｓｏ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1996）關于中國社會和企業現代化道路的論述，他們認為與西方從官僚制到市場化的進程不同，中國企業是從封建采邑制（ｆｉｅｆｓ）到家族制（ｃｌａｎｓ）、向“網絡狀資本主義”（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發展的過程。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所說的新理論，并不是經常被濫用了的“中國特色”的管理學理論。后者明顯受限于背景而缺乏有效性（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和普適性（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我們認為一般而言理論受限越多，對人類知識的貢獻就越小。極端受限的理論就是單個案例，因為它對其它個案沒有適用性。鼓吹這種“理論”，特別是它對中國企業的指導作用，實際上是把理論貢獻和實用性混為一談。
我們的一個強烈感受是，中國的戰略管理學尚有待于擺脫其他傳統、尤其是經濟學的“影子”，而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每期《管理世界》的15篇左右論文中，一大部分是各種關于經濟學的課題，只有一小部分才與管理學有關。有些自稱屬于戰略管理類的論文，實際上卻是在行業層面（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而非企業層面（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上展開分析。而充斥于這兩種刊物的管理學論文中的各種政策建議，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經濟學思維傾向，即為公眾利益服務、為政府的宏觀和產業政策提供依據，似乎管理學就是為社會謀利的、改良了的經濟學，而管理學所特有的為企業服務的立場卻失落了。
學術界本身在概念上的這種混亂也造成了實業界對經濟與管理之間的界限認識模糊。社會上“經濟管理”一詞到處流行；經濟學家們一再被請去為企業“把脈診斷”。我們擔心這種狀況會對中國企業管理的實踐帶來不利的影響。二十年前，就在邁克爾·波特的“五力模型”風靡業界的時候，就有人尖銳地指出了這種外部分析方法的缺陷：怎樣解釋處于同一行業、定位相同的企業之間在業績上的極大差異？今天我們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如果我們的藥方只會從依靠行業政策出發來提升所有企業的競爭力，或者以為制度（比如一個“最佳”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解決所有企業的困境，那么我們還需要職業經理人來做什么？畢竟，管理的精髓是在于經理人的抉擇，在于戰略與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的結合（ｆｉｔ），而不僅僅是政策、制度與行業環境的問題。
這項研究是基于兩位海外歸來的學者對一個較小的、非科學方法抽取的文獻樣本的檢閱。他們均任教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戰略管理系，許德音為副教授，周長輝為助理教授。原文為學術論文，本報刊登時有大量刪節。